那个严重“偏科”的女孩，狠狠拿下5个Offer!
第一次见到朱敬贤是在上外立泰学院二楼的一间空教室里。那是放学后的时段，夕阳斜斜地打在课桌上，空气里浮动着书本特有的味道。如果换作两年前，身处这样的场景，大概是朱敬贤一天中最紧绷的时刻。那时候，教室意味着做不完的试卷、排名表上的数字，以及时刻悬在头顶的审视目光。但此刻，这位17岁的女孩坐在我对面，姿态舒展。她刚刚拿到曼彻斯特大学、布里斯托大学、华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正在准备香港中文大学、岭南大学的发出的邀约面试。
我问她准备的怎么样了，她身体放松，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充分准备后的淡然，“我已经尽力去做我能做的事情了，至于未来面试结果如何，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”看着现在的她，很难想象两年前，这个女孩曾坐在嘉定二中那栋老教学楼里，因为数学老师的一个抬手动作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刚刚升入高一的朱敬贤，正深陷在我们熟悉的教育体系的评价标准里挣扎。在那里，优秀的定义往往是单一的：它是试卷上鲜红的高分，是排名榜上靠前的位置，是面对难题时迅速反应的能力。而对于偏科严重、兴趣广泛的朱敬贤来说，这套标准像是一件尺寸不合的紧身衣，勒得她喘不过气。
那时候她坐在教室第一排，长期缺觉让她昏昏欲睡。数学老师习惯拿起讲台上的大三角尺讲课。有次午后，老师只是寻常地举起尺子指黑板，朱敬贤却猛地从迷糊中惊醒，身体本能地向后一缩，冷汗瞬间浸透了校服后背。“其实老师并不打人，但我当时满脑子都是‘我要挨打了’。”她回忆道，“那种下意识的恐惧，让我觉得很害怕。”那是一种很多家长或许隐约察觉、却不敢深想的状态。明明成绩还过得去，但孩子眼里的光却熄灭了。
语文阅读理解的情感被拆解成一个个采分点，数学题只有一条被允许的路径。朱敬贤开始频繁生病，感冒、发烧、免疫力崩盘。高一上学期还没结束，母亲看着虚弱的她，对老师说了一句：“这孩子再待下去，恐怕孩子身体要出问题。”那次转学，与其说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，不如说是一场为了身心健康的选择。
刚转入上外立泰时，朱敬贤经历了一段漫长的“眩晕期”。没有了习惯的早自习，没有了让她从前一天就开始绝望的800米跑。最让她不适应的是，这里的老师不再盯着她的短板死磕。在原来的逻辑里，她是那个化学总拖后腿的“差生”。但在新的教育模式里，当她试探性地提出想放弃这门课时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：“可以，如果你确定不喜欢的话。”
她保留了自己擅长的数学和物理，甚至开始用“自学”的方式去研究心理学。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的。并没有人每天在她耳边喊口号说“你要自信”，但当她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为那些永远学不会的科目感到苦恼时，一种新的自我认同在内心建立起来了。她开始花大量时间研究自己喜欢的Cosplay。以前，这是被视为玩物丧志的“杂念”，要偷偷摸摸地搞。现在，她自己画设计图、联系工厂打样、计算成本、管理工期。
在申请大学的文书里，这些经历变成了她具备项目管理能力和跨学科探索能力的证据。她惊讶地发现，原本那个被压抑的、喜欢角色扮演的自己，原来并不需要被“矫正”，只需要被放在一个合适的坐标系里。
对于朱敬贤的父母来说，这两年最大的感受是：父母要学会放手，让孩子真正长大。以前，他们是总有一百个不放心，是时刻紧绷的救火队员。老师的电话会直接打给家长，作业需要家长签字，甚至连选科都要家长四处打听，然后帮孩子作决定。但现在，这种联系被切断了。所有的申请材料、签证文件、与招生官的邮件往来，全部由朱敬贤自己完成。起初是因为父母不懂全英文的申请系统，被迫放手，后来他们发现，女儿已经长大了。
“以前遇到问题，我会下意识找爸妈。现在老师都直接加我微信，有问题直接找我。”朱敬贤说。在申请英国大学时，她需要在文书中展示对专业的理解。她将在B站上自学心理学的经历写了上去，她不再揣摩什么是“标准答案”，而是真实地展示自己的思考路径——哪怕那条路径看起来有些野路子。她甚至学会了自我消解焦虑。面对申请季的不确定性，她手机里存着一张表情包：“我有能力解决，不用焦虑;没能力解决，焦虑也没用。”
采访快结束时，朱敬贤提到她最近的人格测试结果从INFP变成了INTJ。这似乎是一个隐喻。那个曾经敏感、内耗、在三角尺下瑟瑟发抖的小女孩，正在慢慢变得理性和自信，开始尝试构建属于自己的人生大厦。她告诉我，如果没申请到最理想的学校，她也不怕。“大不了Gap Year，我可以做手工、看书、写同人，只要我开心，就不算浪费时间。”那个曾经被分数压弯了腰的女孩，不再需要外界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价值。现在的朱敬贤，终于在内心深处慢慢找回那个最棒的自己，坚定而从容地走向未来。
